今年5月初，国土资源部完成了对全国土地征用状况核查，部长孙文盛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拖欠、截留、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费，是对被征地农民利益*直接的侵害，是当前征地中的突出问题。”显而易见，土地整肃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还利于农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经初步查出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高达98.8亿元。

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全国6000余幅土地，由打着“开发区”旗号者大圈其地，又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三无农民”呈几何级数上升呢？有业内专家估计，全国失地农民征补偿安置费被拖欠98.8亿元，这只是各地分别上报的数字总和，也许实际数额远远大于此，“可能是它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或更多”。

土地交易的主体，事实上演变为地方政府以及圈地方，而农民“根本没有知情权、参与权、申诉权，既难以保护自己的土地，且征地方承诺的抵补款又总是一减再减，一拖再拖”。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征用势在必然，否则每年约1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远景规划无从谈起。但如果圈地非但没有把这里变为城镇，反倒令原住地农民几乎一无所有，则是十分荒诞的行为。

而“三无农民”的潜在危机如何消肿仍然要走很长的探索之路。众所周知的华西村，及山东南山集团，都是由乡村变市镇的典范，但具备自我蜕变能力的村镇毕竟是凤毛鳞角。而产业整合之下的城乡一体化，也许是可走之路。

山东三联集团凤凰城的开发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凤凰城开发用地上的原居住农民约5000人，整建制纳入三联集团，从此成为三联的员工了，每位村民无偿获40平米住房，每人得2万元补偿金，老者每月有退休金350元及医疗保险，村民子女上学有教育补助，直至大学毕业，而年轻人负责安排就业。至现在三联集团每月需支付现金200余万元，累计已付2亿余元，加之修路、基础配套投入1亿余元，共计已有3亿余元投入。

如此模式，对于求解难度甚高的“城乡二元体制”，虽不能说就是一种标准可行的模式，但起码凤凰城已然可以称之为一个现实的探索。为什么从农村进城的人越来越多，而农村的土地却越来越紧张？在二元体制下，在城市中求生的农民工，并没有把城市当作*终归宿，而是仍把其在城市工作获得的收入“转移支付”至出发点“农村”。农民的住房随着其在城市获得的收入不断增加而扩张，而商品房及其新兴工厂，也在瓜分着一块块城郊的土地，农村用地又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在三联集团的凤凰城中，为农民规划的住宅每户占地不到2分地即可解决，但原村内每户住宅占地却约半亩，城市化进程对于土地利用的“集约效应”即在于此。而空出的土地，则完全为农业观光，亦或商业、旅游留出了充足的挥舞空间。按照土地法规定，每占一亩耕地，开发商需在其他地区再开垦一亩荒地。也就是说，在凤凰城的开发链内，确实在努力保证耕地与城市化推进二者并行不悖。

以此看，三联集团的凤凰城在疾进式核查中，被定性为“历城区政府非法批准三联集团圈占集体土地”，是否“误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于解决“三无农民”的有益摸索，其实正是此番土地核查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