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房网讯 2019年以来，全球贸易领域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增长步伐逐步放缓，国际金融风险趋势性上升；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但CPI却于上半年后快速上升，经济体杠杆水平继续上升，货币政策面临新的挑战。经过多次全面和结构性降准，当前货币政策是否继续保持稳健基调？货币政策在逆周期宏观政策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发挥好相关的功能？展望2020年，货币政策会有怎样的趋势？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些个人观点。
稳健偏松货币政策力度需要加大
受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外部不确定性迅速上升的作用下，2019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方向十分明确，并且力度加大。作为宏观政策*为重要的构成部分，货币政策也不例外，运用各种工具，努力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促使市场实际利率水平向下运行。在2018年结构性降准4次的基础上，2019年以来结构性降准2次，全面降准2次。与此同时，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行，迄今为止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已三次下调，共16个基点。作为政策工具，MLF（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在四季度下调了5个基点，其他货币市场工具利率也有不同程度下降。从上述政策工具的运作方向来看，稳健货币政策是向偏松方向调节的。
观察货币政策的状态还需要从其实施结果的角度看。货币政策朝着某个方向，运用政策工具进行了一定力度的调节，金融运行通常会显现出相应的结果。如降息降准后，流动性应该会相对宽松，信贷获得相对容易，利率水平相对较低；相反升息提准后，流动性可能相对紧张，信贷获得相对困难，利率水平相对较高。这就是说，货币政策基调还可以从其实施的结果来判断。从当前的情况看，货币政策稳健偏松调节后，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下降，银行人民币加权信贷平均利率小幅下降。三个月期的SHIBOR由2017年底的近4.9%降至目前的约2.7%。2019年三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年初有小幅下降，从年初的5.64%下降至三季度末的5.62%。这种结果与货币政策的目标方向及其操作力度基本是一致的。当前货币政策稳健基调并没有因为偏松调节而改变。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基调并非一成不变，相反通常是在一个区间运行。灵活性是货币政策的一大特点。货币政策需要针对经济运行的变化，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变化和经济运行目标进行适度的调节，或是向松调节，或是向紧调节；很多场合下是微调。因而，即使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通常也是在一定的区间内运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2019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和LPR进行了数次调整，但幅度较为有限；与美联储2019年以来三次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共75个基点相比，LPR16个基点的调降幅度要小得多。当然这两种利率的性质是不同的。若是以相近的货币市场利率与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比较的话，2019年以来我国利率变化则更小。从政策工具运用的角度看，显然有理由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基调。
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下，广义货币增速伴随名义GDP增速放缓而同步、相应地降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只是从中长期而言，即两者之间在一个时期内保持同步的关系。在某些阶段或时间点上，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广义货币增速可以适当高于或低于通常认为相匹配的名义GDP增速。当实体经济对宏观政策有较强的逆周期调节需求，此时广义货币增速可以或者应该阶段性地适当快一些，即经济增速下行，而广义货币增速则上行。或许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体现加强逆周期调节的要求。待经济运行下行压力明显减弱，平稳运行后，广义货币增速可以适当放缓，与GDP名义增速保持通常意义上的基本匹配。从这个意义看，当前形势下的稳健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应该可以适当加大，从而实现“继续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要求。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应注重增信用
在货币政策稳健偏松环境下，国内金融运行总体上保持了与实体经济相匹配的态势，在流动性总量调控上得到体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一个阶段，国内M2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与CPI之和。2011~2016年期间，M2平均增速达13.14%，而GDP增速与CPI之和平均仅为9.44%，货币的增长明显快于经济与物价的增长。在去杠杆推进以来，2017年M2平均增速降为8.58%，其间GDP增速与CPI之和平均约为8.56%，货币市场3个月SHIBOR利率平均也维持在3.0%附近水平。考虑到2016年末开启的金融去杠杆、“脱虚向实”以及近期肉类食品价格推动的CPI结构性上涨，当前流动性供给总体上依然保持在与实体经济运行基本相匹配的水平。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可能继续放缓，国内经济增长依然存在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远未根本消除，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进一步显现；发达国家较为普遍地实施了降息，有的已是负利率状态；国内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降，2020年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需要强化。货币政策不能过度刺激经济增长，但应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既然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那么保持经济增长处在合理水平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当务之急。因此金融信贷增速适度加快很可能较为符合实体经济的需要。严监管以来，社融增速由2017年末14.02%的近5年较高水平快速回落至当前10.8%左右。其中股市融资增速继续放缓,2019年1~8月股票市场境内外筹资金额同比增长约23%，较2015、2016年同期超120%的增速显著回落。信贷增速从2019年3月的13.7%降为10月的12.4%；表外融资持续负增长，2018年新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从2017年的增加3.6万亿元下降为减少2.9万亿元，2019年1~10月继续减少1.5万亿元。社融数据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当前金融运行的主要制约不在于货币和流动性，而在于信用方面，是局部领域存在着信用收缩问题。
信用问题的主要矛盾方面在于金融供给端。近10年来银行计息负债的综合成本与货币市场资金利率密切相关。两者趋同的态势直接反映出银行计息负债综合成本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流动性松紧。2018年中至今，货币政策稳健偏松调节，货币市场利率明显回落，银行负债端成本已有改善，然而信贷增速和社融增速两者都未出现相应的积极变化。金融机构资产配置风险偏好保守和表外融资持续受限，共同决定了信用创造不足的现象。这可以说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难点。
从金融供给来看，未来改善银行保守的风险偏好和有效促进社融至关重要。银行保守风险偏好的改善须从市场需求提升、监管政策适度调整以及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机制等方面入手开展调节。而要推动银行信贷保持合理增长水平，社融增速明显回升尤其是表外业务由负转正合理增长，促进银行负债成本降低则是关键的举措。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应更多地从“增信用”的角度发力以疏通信用创造渠道，提升政策边际效应。具体方式除了通过降准降息来提升银行信贷能力和投放积极性以及降低负债成本之外，还可以从提高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监管指标容忍度、定向为商业银行补充流动性和合理补充资本金等方面入手以改善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积极性和投放能力，适度推升信贷增速。同时通过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非信贷社融的发展，改变表外业务持续为负的状态，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
为避免LPR新机制后存贷两端利率非对称调整对于银行投放意愿形成压力，适度增加投放流动性，进一步压低货币市场利率，对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改善风险偏好、刺激其信贷投放意愿是很有必要的。量价配合是市场的基本法则，在流动性状况没有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仅通过其他机制和手段来压低资产端利率可能难以获得预期的成效。
存款准备金率有下调空间
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业为主导，作为政策工具的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宏观政策工具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稳健偏松货币政策下，2018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全面和结构性地进行了多次下调，目前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13%、中小银行在11%，平均水平在12%左右；事实上一些中小银行享受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还要低些。当前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比起过去超过20%的水平来说，确实已经有了大幅下降。
比主要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要高很多并非是合理的降准理由，中国经济金融体系毕竟有自己的特点，不能简单类比。首先需要关注的与此息息相关的问题是，银行业的资产负债变化状况。
近五年来，人民币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存款增速，两者之间差距为4~5个百分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银行业的人民币存款与贷款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由2015年的接近70%上升为目前的接近80%（图1）。当行业存贷比为70%左右时，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能力是较强的，因为其可用资金较为充裕。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则相应减弱。近年来行业存贷比持续上升的同时，存款准备金率则逐步下降至平均12%左右。如果说过去超过20%的准备金率与约70%的行业存贷比反映了货币政策偏紧要求，那么目前12%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与接近80%的行业存贷比似乎表明政策实际效果偏紧了。目前已有一批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2014年之前，除个别银行存贷比超过75%外，绝大部分银行的这一比例均在74%以下。在2015年存贷比指标调整为监测指标之后，商业银行的存贷比开始持续上升，2018年已有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存贷比超过了80%，其中有6家则超过了90%，个别的甚至超过了100%。
尽管五年前监管当局将银行业存贷比由考核指标改为监测指标，银行资金运用的限制放松了，但目前同业业务的各项限制明显较前要严格，同时期限较短的同业存款拿来放贷款会导致期限错配，银行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将同业存款大规模地用来投放信贷，信贷资金来源仍然以存款为主。因此较高的行业存贷比表明银行资金来源偏紧，信贷能力受到制约，信贷成本趋于上升。
同业负债是银行体系负债的重要构成部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体系的同业负债持续大幅增长，极端的月份增速有超过60%，甚至100%，2006~2010年期间，同业负债增速大致在20%。在2015年取消银行存贷比考核之后，同业负债成了银行可用资金的重要来源，因为同业负债是总负债的组成部分。占比较高的时点上同业负债达到接近16%，当然有些银行这一占比接近30%的监管考核指标。在同业负债占比较高和增速较快的情况下，银行的负债来源较为宽裕，相反则相应偏紧。
2016年以来，银行同业负债增速持续下行，2019年以来大部分月份为负，在总负债中的占比也逐步回落至不到11%，均处于近十年来的较低水平（图2）。当同业负债资金被银行用来信贷投放时，就会给银行带来新的存款，因为同业资金变成了企业可用资金。因此，同业存款增速放缓也是银行负债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行业存贷比达到接近80%的很高水平和银行体系同业负债处在较低水平，表明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比过去明显紧张，从而增加了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下降的需求。
2004年后，银行体系存款持续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在资本流入的同时，外汇占款大幅增长。2005~2007年外汇占款增速分别达35%、39%及30%。2007年银行业总负债增速超过20%，之后几年也处在20%上下的水平。持续大幅增长的存款给银行业2009~2010年的大规模信贷投放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在2013年之后外汇占款增速逐步放缓，而2015~2016年随着资本流出加速，外汇占款大幅负增长，近年来外汇占款基本处在零上下的水平。外汇占款的这种状况是银行体系存款增长明显放缓的重要原因。
尽管中国经济仍有较好的国际**吸引力，未来外汇占款难以出现大幅回升，对银行体系负债的贡献会处在较低水平甚至为负。这种状况也对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下调提出了要求。当然，新金融的发展也引流了银行存款，但在短中期内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长期以来，从商业银行个体来看，通常75%是存贷比监管考核的警戒线，目前考核中是个监测指标。参考这一点，如果行业存贷比继续维持接近80%的很高水平甚至进一步向上，则存款准备金率应该有一定的下行空间。考虑到控制行业存贷比还可以通过严格商业银行存贷比监测指标的管理、发展银行表外业务和非信贷社融来加以应对，存款准备金率调降不必大幅度进行。在行业存贷比很高、同业存款增速较低和外汇占款基本不带来存款的条件下，一定程度的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谈不上“大水漫灌”，反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政策调节的需要，当然需要把握好节奏和阶段性调整的力度。存款准备金率的进一步下调将会有助于银行业降低负债端成本、提升银行信贷投放的积极性和能力，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并降低其融资成本。
继续降息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伴随着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下调，货币市场利率出现明显回落，但贷款利率却居高难下，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并没有伴随稳健偏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而出现应该有的明显下降。2019年三季度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96%，较二季度小幅上升了2个基点，不降反升。2016年9月末，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65%，2019年9月末则升至5.96%，上升了31个基点。而GDP增速则从2016年的6.7%，可能降至2019年的6.1%。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货币市场利率明显高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和经济体，适度下调存在空间。为了真正落实好逆周期宏观政策，下一阶段应更加有效地推动市场实际利率水平下降。考虑到目前有约150万亿元的信贷存量以及差不多规模的其他融资，而其他融资方式的利率水平又通常明显高于信贷利率，利率水平一定程度下调给实体经济带来的融资成本下降将会是较为可观的。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本轮降息不再采取存贷款基准利率调降的方式，而是通过LPR挂钩MLF等具有一定市场化程度的调控方式，来推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下降。MLF操作利率已成为现阶段价格型调控重要工具。提升价格型政策工具主动性将有利于增强预期管理，改善与市场的沟通，减少市场预期与政策调节之间的偏差。为更好地发挥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需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贷款定价惯性行为，真正参考LPR报价，促进市场实际贷款利率下行。鉴于LPR与MLF之间挂钩机制尚欠完善、银行业负债成本居高难下、行业风险偏好相对保守等种种原因，目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降步伐缓慢，幅度较为有限。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降低其融资成本，2019年底和2020年初，进一步推动降息很有必要。
从长期看，一国经济增速与利率水平之间存在着趋势上的对应关系。但在短期内两者之间未必是完全对应和同步的关系。因为物价和债务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实施的力度。2019年以来，由于周期和非洲猪瘟带来的供求关系扰动，猪肉价格上涨大幅抬升了CPI，给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带来掣肘。价格水平及其变化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集中体现。当前的食品价格上涨并非典型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当前核心CPI较低，非食品价格持续缓慢下行，PPI连续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下降，表明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仍是需求偏弱，并不是“胀”。在应对上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以调节猪肉供求关系为主，辅以市场价格管理，货币政策不必将所谓的通胀视为主要政策方向，仍应以稳增长为主攻方向，采取有力措施开展逆周期调节。
市场上存在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目前利率中枢并没有随增长放缓而同步下行，是因为经济体债务水平较高，去杠杆的政策导向依然没变。应该认识到，债务水平较高是经济长期运行而积累起来的，希冀在短期内迅速降低杠杆率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且还会酝酿金融风险。无数经验教训证明，加杠杆容易、去杠杆难。而相关的针对性举措，如债转股等则可以有效地降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水平，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来实施步伐缓慢。如果能排除障碍顺利实施，会较为有效地降低企业部门的杠杆率。
第四次经济普查修订结果显示，中国GDP的总量上调了2.1个百分点，从而影响到GDP作为分母的相关指标的下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19年一季度末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为259%，GDP总量上调后，债务率将下降5个百分点至254%。可见，现实中存在着种种不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即可以推动债务水平下降的举措和可能，政策应更多地从这些方面进行考量，降杠杆可以通过综合性的政策举措针对性地实施。而货币政策必要的偏松操作，如降息等，没有必要十分拘泥或过度受制于债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