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将长期面临“两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一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将不断增加，价格出现上涨趋势不可避免。二是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占有率低，资源性产品价格、劳动力工资和环境保护成本等上涨的趋势不可避免。据统计，2005年到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原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升42%，土地交易价格累计上升79.2%，农村用工成本累计上升1.36倍。这些成本，迟早都要反映到*终价格上。
他强调，“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虽有联系，但绝不能简单地把物价上涨等同于通货膨胀。”在经济转型、快速发展阶段，适度、温和的物价上涨不仅是难以避免的，也应是可以承受的。
文章称，中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这在客观上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和城乡居民生活成本，造成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涨。但只要物价涨幅控制在合理区间内，明显低于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那么，这种可控的、温和的物价上涨就是社会可承受的，也是宏观政策可接受的”。
2000年至200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年均增长1.2%，有观点据此认为中国可以同时实现高增长和低通胀。对此，彭森在文章中说，那段时间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是特殊现象，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希望中国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只是美好愿望。统计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3年，经济年均增长9.6%、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5.4%，其中1978年至1999年价格总水平年均上涨7.1%。
他表示，“十二五”期间，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等重要的资源性产品价格还存在许多矛盾，环境损害的成本还没有完全计入相关商品价格，需要理顺煤、电、油、气、水、矿产等资源类产品价格关系，完善要素、环境价格形成机制。
他同时指出，在推进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需求，也要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既不能因价格总水平上涨就停止改革，也不能因为价格总水平比较平稳就集中推出改革措施。此外，价格改革要与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协调推进，完善改革的配套措施，将改革的负面影响减小到*低限度。
